一个队员小声说：“教练姓马又属马，可不就给我们一个马脑子”旁边的队员笑了起来。马炳宽瞪他一眼骂道：“少他妈废话，下半场再这么踢，我第一个把你换下来。”
马炳宽是60年代的国脚，技术不错，为人豪爽，队员都很服他，加上他的教练辈份是排在师爷的辈份上，所以他说深说重队员都不跟他计较，私下里队员都称他马师爷。
队员们也觉得上半场踢得太臭，拿赢球当输球踢，确实得变个踢法。按照教练的点拨，他们决心把比分扳回来。
此时的看台上，已经有不少人在赌这场球，他们大都是三五人一伙，十几个一群地赌，组织他们行赌的是一些抽点利头的“赌球耗子”。赌博公司对大鸟有史以来的首场比赛，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还是不敢贸然开盘的。
下半场飞象队仍然采取老鼠不出洞的办法，大鸟队员则摆好阵形，采用大脚转移和门前冲吊的战术实施进攻。这样不急不躁地攻了十来分钟仍不见效，坐在主席台上的俱乐部总经理胡天有点着急了，他来到马炳宽耳边嘀咕了几句，过了一会马炳宽就把7号“扁担头”换上了场。
“扁担头”是一名踢前锋的球员，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敢带球往禁区里头钻，敢于身体对抗。教练马炳宽在这个时候让“扁担头”上场，正是想用他贪球敢钻的特点，去制造一次点球的机会。刚才俱乐部总经理胡天在马炳宽耳边嘀咕的话也是这个意思，准确地讲是主裁判的意思。
“扁担头”在禁区外接到球后，转身就向飞象队的球门方向冲去，但是刚冲到禁区边上就被两名飞象队的防守队员迎面堵个正着。按常规，“扁担头”应该急停变向或将球传给同伴，但“扁担头”却一反常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径直撞了上去，一下子便把两名防守队员撞翻在地，“扁担头”也抱着脑袋就势一滚躺在了地上假装受伤。显然，这是一次明显的撞人犯规，但裁判员却没有判“扁担头”撞人，而是出人意外地判防守队员犯规，并让大鸟队去罚点球。飞象队员不干了，跑过来跟裁判理论，说，就算我们犯规也是在禁区外，怎么能罚点球呢裁判强硬地说：“是不是禁区内犯规是裁判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你们要是再狡辩我可要加罚警告了”飞象队的领队教练见裁判员态度强硬，如果争下去，不但被冤罚的点球不免，而且还要多吃一张黄牌的亏，赶紧叫队员不要纠缠，给裁判一个面子算了。就这样，飞象队员忿忿不平地看着大鸟队把裁判送给他们的点球罚进了自己的球门。
顷刻间看台上鼓号齐鸣，一些球迷还喊出了裁判万岁的口号。
裁判员的偏袒，反而激发起了飞象队的斗志，他们不再龟缩在本方的半场，而是一改被动挨打的阵势，挺进到前场与大鸟队展开厮杀。顿时，队员间的身体碰撞增多了，场上的火药味浓烈起来。这种情况大都是球员对裁判员不满的一种常见反应。聪明的裁判员每遇这种情况，一般都会采取向吃亏队示好的措施来摆平比赛，比如给吃亏队补上几声关照哨，或者用提前鸣哨的办法，把可能发生的冲突消弥在萌芽状态，总之要尽可能把场面控制住，别出大事。担任这场比赛的裁判也不例外，他看到飞象队员的情绪和动作越来越大，便开始有意识地关照了飞象队几个球。可就是这么几个关照球，却帮助越战越勇的飞象队反客为主掌握了场上的主动。到了离比赛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候，飞象队完全控制了场上的局势，围在大鸟队的门前狂轰乱炸。看到在最后几分钟里很可能被飞象队破门，造成首场失利的被动局面，坐在主席台上的市长史方明坐不住了，他赶紧把俱乐部的董事长覃仲乙和总经理胡天叫过来，让他们立马去找教练，想办法一定顶住，千万别输了。覃仲乙十分理解市长此刻的心情，说他马上就去。但胡天却拉住覃仲乙说：“市长放心，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不用去找教练，咱们输不了。”可是他的话音刚落，三个人就被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吓呆了。他们见到飞象队的一名队员，从底线带球突破到距球门不足5米处的时候，突然被大鸟队员连人带球铲倒出了界外，底线裁判员立即举旗示意犯规，主裁判也随即鸣响了哨子，看台上的球迷则刹时静了下来，全场的目光都投向了裁判。裁判鸣哨之后，似乎犹豫了一下，没立即做出宣判的手势。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自己下意识地鸣哨之后陷入了两难之中：如果宣判防守犯规，就得让飞象队去罚点球，在离比赛结束不到1分钟的情况下，大鸟队必败无疑；但不判又不行，哨已出口驷马难追他飞快地思索着，突然，那股潜伏于脑际里的意识流冲掉了他的顾虑，正告他勿须犹豫，唯一的选择就是错判于是他快步走向犯规地点，在全场观众寂静无声地注视下，果断地举起黄牌，宣判飞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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