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邪）滚滚红尘》作者：kuencar
文案：
遗憾固然存在，不妨碍我向所有为生活而奋斗过的人们致敬。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1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最后一晚，我的母亲围着围裙，站在灶台旁边，预备煮饺子。雪在窗外头下得很紧，人走上去，一步就能踩出十几厘厚的脚印来。风也刮得很紧，不断地把雪粒子吹打在窗玻璃上，砸得噼里啪啦响。
“都下雪了。”母亲背朝着我剁馅，“人家该不来了吧。你赶紧把桌上收一收，等会儿要腾个地方吃饭。”
“来的吧，那人是当过兵的，比我们都守时。”我哀求她，“咱们也给他腾个位置吧。”
她不接话了，撂下漏勺回过头看我，眼神里似有些无奈。
“我讲好了的。”我怕她不答应，赶紧又补充道。
“这可是你说的。”她重新提起汤勺，拿勺柄指了指我。
我朝她的后背做了一揖，心底也终于松了口气。
趁着她转过身的当口，我继续查看那些被我摊开在桌面上的相片。有一些是前两天刚从日本寄回来的、重新修复过、手绘上色过的老照片，还有一些是别人赠给我的。前一种已经受过了处理，而后一种大多还是斑驳的，拿起来闻一闻或许还有土腥味，这毕竟是种别样的旧感，我讲不出。
既然已经处理过了，那么我就先不管了罢。我这么想着，把手绘上色过的相片塞进自己书桌右侧的抽屉里，其余的则原样封进塑胶套中。
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说，比现在更加年轻的时候，那起码是十多年前，那会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回忆总归是包着红布的痛苦，然而我今天并不打算讲那些，因为近年来我终于意识到，在“陈述痛苦”这件事上，我还不配，何况悲痛并不一定就要宣之于口。
两年前，我和别的青年人一样，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台湾老兵要求返乡的消息，可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你问我台湾是什么？怎么样？事实也怪得很：我们那一代人很少有没喊过“一定要收复台湾”的，可是大部分人或许真的对台湾一点都不了解。台湾的人喜欢说什么样的话？喜欢吃什么？我们几乎全然不知，只是跟着喊几声罢了，仅此而已；而这些声音又随着十年的更迭而渐渐消失了，正如同一泡夜起的尿，来得快去得也快。
少年是红，老年是黑，青年是红与黑，我就是这样的青年，脚站在红里，头却曝露在黑中；温暖是红，冰冷是黑，路就是红与黑，我走得就是这般的路，前脚裹在红里，后踵却还陷在黑中。
抬头是红色，俯首是黑色，在如此的轮替之间，我们竟也成长起来了，生命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呵！
也是在两年前，也是像今日一样的，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的父亲突然一反常态，朝家里人宣布他要帮助那些对岸的老兵重返故乡。
我和母亲听得面面相觑。他那时的身体状况早已糟透了，医生说他的肺长成了个蜂窝，随时随地都会要他的命，这点他自己也非常清楚。
有什么是父亲宁愿豁出生命也要去做的呢？我对此不曾有过什么概念。我见过愿意把自己的血涂在红旗上的同龄人，看过片子映的牺牲的英雄，我暗自猜想他也许并不是那几种人。
家里人的看法最终还是落在了我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我预感到她也并不能十分懂父亲眼睛里的感情，但她比我们更加信任他。
母亲就这样点了头。母亲点了头就是我点了头，就是整个王家都点了头。
高校毕业后我就一直在编辑部工作，事情一定下来，父亲就托我在报纸上发布相关的信息，朝别人征求线索、寻人，等等，有愿意造访的，或者愿意接受造访的，他自己身体不好，就会拜托我去替他见人，一来他拜托得方便，二来我见得也方便。
去年深秋的一个清早，我父亲突然从床上爬起来了。这些年来我从没见他起得这样早过，只看他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裤子，命令我给他拿东西。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要去接人。
“接人？”我想起他昨晚上打得电话，“我去就行了。”
他早年曾经当过兵，如今还保存着一些习惯，在固执这件事上，居然也一板一眼得叫人无话可说。他边系裤带边说：“不成。”
“以前都是我去的。”
“你不要管我了！”他打断我的劝解，“带我去。”
“去哪儿？”
“火车站，”
我吃了一惊，“人都来啦？”
“是啊——你还站着？”他急性子上头，一路上不免熊了我一顿。
七老八十的老人家，火气还大成这样。我有些不以为意。
我们的消息刊载报上以后，得到的反响竟然出乎意料地多：有寻找儿子的、有找丈夫的、找兄弟的，亲生的和拜把子的都有，拿着相片来拜访我们的后人也不在少数，然而这还是我头一回看到到父亲出来见人。
那也是我头一回看到父亲的眼泪。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车站里的景象：人不稀也不满，三三两两的走着，有个头上包着红围巾的妇女矮着身子，一直朝她手里牵着的孩子唠叨着什么。唯一的一盘钟孤零零地挂在月台上边，月台上的光白得发灰，照得地上也是湿漉漉的白。满地的烟尘味，满嘴的风沙味，耳朵里飘进不知从哪里放出来的歌曲，我一句也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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