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一章再也没有了吧
“三一八”爆发之时,刘和珍正身患感冒,带病参加抗议,她作为南师范女校的领头人,自然肩负起带头游抗的作用,但是没想到突如其来驻守**的军队的枪口对准了这些大学生们。
顷刻间,刘和珍身中数弹,卧于血泊之中。同去的张静淑、杨德群急扑过去救助,她说:“你们快走吧,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了。”依然是那样温和地关切着同学。
一排枪弹射过来,张静淑、杨德群倒在她的身边。有士兵冲过来,复用木棒猛击刘和珍。
刘和珍烈士牺牲时年仅22岁。
听闻学生牺牲的消息之后,给鲁迅的震动是巨大的。
相关资料记载,惨案发生三天后,有人去看望鲁迅,鲁迅的母亲对客人说:“大先生这几天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
几天以后,鲁迅才悲痛地说了一句:“刘和珍是我的学生!”就这样,鲁迅先生气病了。
另一位鲁迅友人回忆道:“我从未见过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他再三提到刘和珍死难时的惨状。”
鲁迅先生将这一天称之为‘民国最黑暗的一天’。
在《纪念刘和珍君》以文中他写下。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这段悲惨的历史对于王耀来说,很适用于现在的情况。
因为这段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段祺瑞,就是留学德国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熏陶的题材,他吸取了西方文化中‘苟活’的观念。
东西方文化中,最大的差异除了思维方式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殉道和殉国的节气,西方的战争,战士多是战局明朗选择投降活命。
而华夏不同,华夏的战士会对强权说不,会为了自由和独立先出生命,一个倒下,千千万万家崛起,这种精神,时候西方人很难理解的。
但是段祺瑞受到了西方这种‘苟活’理念,在以保障自身利益的前提下,选择了向强权低头,这跟李鸿章当年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清朝政府没有对抗列强的能力。
而段祺瑞,却拥有反抗的能力。
段祺瑞在近代龙**事史上,是一位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他在军事上和客观看待战争的角度上提供了新的思想。
但是他在节气这一点上,真的愧对华夏。
虽然当时下令扫射学生们的未必是段祺瑞,但是他作为领导人也难辞其咎。
那时的军阀和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蔡元培做北大校长,蔡元培当了校长竟有胆量拿着政府的经费却不理睬政府的公文,我行我素照自己的价值观管理学校。当局抓了他的学生,他宁可自己辞职,也要救出被捕的北大学生。
那时候的大学崇尚教授治学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高等学府的灵魂。
学人能够喊出“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民国时期建造起来的那种归属于华夏民族的气节和气魄,在结束了战争之后似乎快速消亡了。
可能民族文化如此窘迫的境地有人预料的到,但是他选择了沉默,如今的军阀‘段祺瑞们’也没有那种军阀的气魄,反而将军阀的劣根性学的出神入化。
再也不会有‘三一八’之时怀霞知识阶层无论其政治观点与学术观点有怎样的不同,均纷纷痛斥当权者和“执政”段祺瑞的行为为“倒行逆施”、“暴行”,“是自弃于人民矣”。
也不可能不会有学者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王世杰、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邵飘萍、陶孟和等,文字见诸报端。
也不会有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的梁启超大师。
也没了刘半农大师与赵元任大师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的《哀歌》了。
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永远不倒的长城,是‘真的猛士’,但是却只能看着一代一代人的沉默。
纵然这种沉默是为了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跟王耀心中的所念所想不同。
以前王耀总是把传统文化的落寞归功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但是现在想想是自己太天真,如果不是有国内的民众配合,也无法答道这种效果。
但是这些民众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也没人引导呢。
在传统文化精华被冲击的时候,是不是,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把以前的‘国难’换成现在的“市场”。
似乎又是一轮灾难的起始啊。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激发了华夏人救国的热血,努力拯救了避免成为奴隶的后代们,但是才几十年过去,他们尸骨还未寒,那些他们保护的后代吗就可以安居在温暖的厚强之内,卧倒在软塌上,喝着可口可乐,敲打着键盘,质疑这些先人的袭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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