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举火烧天式,满嘴白沫地发狠:“丢你姥姥!你出十倍的价钱,老子都不卖给你!”那时候的商人都很重视气节,很有点战国时重义轻利的传统,事情在几年后才有所变化,2001年肖然在圣弗兰克赌船上玩富豪百家乐,旁边有个温州的公仆赢了七百多万,狂喜之余忘了自己几斤几两,牛哄哄地向周围的人大派筹码,此事一度传为笑谈,人人不齿,只有肖然笑嘻嘻地拿起了那堆筹码,还向公仆鞠了一躬,说:“谢谢老板,能不能再给点儿?我今天手气不好。”
如果说成功的商人都是天赋禀异的动物,那么肖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种天赋。填完订单后,他咬着嘴唇想了一下,没有象往常一样立刻找牛云峰签字,而是把它塞进了抽屉,直到四天后,牛云峰很不耐烦地问他:“那个包装盒的定单还没做好?你怎么搞的?要是误了工期…你还想不想干了?!”肖然憋了一口气,脸刷地红了,翻腾了半天,从抽屉里拿出那张薄薄的a4纸,象个老实孩子一样低头认罪,说经理对不起对不起,话没说完,眼泪都象要滚出来。牛云峰用鼻孔表示了一下他的权威,提笔画了押,然后用常德普通话训斥肖然:“你!立刻传给信达厂!真要误了生产,小心你的奖金!”
那是肖然到雅诗轻兰一年来最大的一张单,15万个包装盒,合计价款84000元,交货时间:马上;付款期限:货到后一周内;制单:肖然;审核:牛云峰;总经理审批:牛乔。
1992年8月27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酵烂草的臭味,肖然站在一张“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的宣传画旁边,摸着裤袋里鼓鼓囊囊的5000元回扣,财大气粗地告诉韩灵:“我又加薪啦…我给你寄了500元,够不够?”几个人踢踢踏踏地从旁边走过,他侧身让了一下,对着话筒小声地说:“我喜欢你穿风衣……还有,我爱你……”
打完电话后,肖然付钱上楼,不到两分钟又走了下来,对看电话的老头儿说:“大爷,你刚才找错钱了,少给了我一块钱。”
(二)
我可以请你吃饭,但不能借给你钱,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你。
千万别求我给你找工作,我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可以在我这儿住几天。
这是深圳的原则。在火车站长椅上辗转难眠的,在人才大市场拥挤的人群中汗流满面的,在午夜的草坪上忍受蚊虫叮咬的,在罗湖、福田、南山、蛇口的工厂里头晕眼花、牙龈出血、月经失调的,不管你学历高低,不管你现在坐奔驰还是开宝马,你肯定都说过这两句话,或者说在嘴上,或者说在心里。
刘元刚到深圳时,裤衩里缝了2000元,两个上衣口袋各装了500元,在1991年来到深圳的大学生中,他绝对可以算是个富翁。不过这个富翁在深圳呆了四个月就破产了,整个1991年,他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只在一家公司短暂地干过不到一个月,收入不到900元。1992年新年钟声敲响时,这个富翁正躲在蔡屋围一家低档旅馆里,看着破破烂烂的床单,越想越伤心,抱着脑袋就开始号啕大哭。
那夜的深圳特别黑,街上没有车,没有行人,连路灯都不正常,闪闪灭灭的,象荒山墓园里阴森的磷火。刘元的哭声混合着香港那边的鞭炮声和欢呼声,在冰冷的深圳夜空久久回荡,象一曲婚宴上的丧歌。
十年之后,刘元穿一套深灰色的范思哲西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说起当年的艰苦历程,他眼圈一下子红了,“你相信吗,”他对漂亮的女主持人说,“我那天只吃了一包华丰方便面,身上只剩下七块钱。”
那七块钱刘元花了四天。最小的酥皮面包都要卖五毛钱一个,他一顿吃一个,然后就拼命地灌凉水,喝得肚子里哐当作响。旅馆老板娘每晚都在外面炒菜,又炖鸡又炖鱼,香味四散,刘元头顶着门框,感觉胃里象着了火一样,不停地抽搐,恨不能出去一刀把他们宰了,然后抢过鸡鱼来大吃一通。就这么熬了七十多个小时,第四天起床时整个人都在发抖,眼前金星闪,肚里钟鼓鸣,要不是东莞的三叔来得及时,他估计就要活活饿死。
肖然和刘元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一起来到深圳,但两个人关系并不好。在肖然看来,刘元的苦难完全是咎由自取,活该。他一直都不喜欢他,认为刘元太奸、太会算计,也太有侵略性。那年的保安打人事件,整个学校闹得沸反盈天,所有人都站在队列里挥舞拳头,只有刘元不为所动,冷冷地看着他们蹿进蹿出,眉头皱得象一头大蒜。后来连公安局都介入了,在最紧张的几天里,肖然趴在床上装病,嘴里半真半假地不停哼哼着;陈启明一页页地写检查,他老爹闻讯赶来,差点打断了他的狗腿;只有刘元,象个没事人一样躺在床上看书,然后写了满满四页纸的《入党申请书》,还在宿舍里背诵鲁迅的名言:“游行是不足取的。你们……太幼稚。”为了这句话,肖然不知骂了多少句娘,有一天趁他不在,几个人越说越气,肖某人一时没压住火气,抓起他的饭盒就扔到了窗外,刘元回来后发现吃饭的家伙没了,心知有鬼,不过势单力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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