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隐达忍不住说道：“他们说来说去，说得出他老人家半点儿个人问题吗？”向天富说：“他老人家一没男女作风问题，二没经济问题，硬梆梆一条汉子。可是人家却说他假正经。他处事不讲情面，人家就说他没人情味，不义道。”关隐达语气有些伤感了：“才多长时间，简直像换了个朝代了。”向天富说：“听别人议论陶老书记，我就想到历史真是靠不住的。有人说，陶老书记主政西州那么多年，惟一可称道的就是把招待所改造成宾馆。可又有人说，陶老书记到底还是保守，没有一步到位，现在桃园宾馆是全省最差的地市级宾馆。说这些话的人，就是不尊重历史。当时全省各地市还没一家宾馆，陶老书记首先认识到改善接待条件的重要性，提出改造招待所。为这事儿陶老书记还挨过处分。”
关隐达笑道：“真是滑稽，他老人家主持西州工作十年，到头来人们只记得他一件事，改造招待所。这算什么事儿？”向天富说：“隐达，老百姓还是看在眼里的。当年很多人都知道陶书记很关心舒培德，却没人敢说他们之间
有什么问题。现在舒培德的图远公司更加做得大了，同他交往的就不仅仅是孟公子、万明山了，张兆林同他都称兄道弟的。人们怎么说？都说凡是同舒培德有往来的高官，没一个干净！”
关隐达笑道：“也怪，舒培德也常常到我家去坐坐，每次不是带包茶叶来，就是提几斤水果来。怎么就不见他送我大坨大坨票子？是见我没使用价值了吧。”向天富说：“隐达，只说明一点，你这人正派。舒培德很聪明的，知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他敢给别人送钱，也不敢给你送钱。你是他的老朋友，虽然现在看上去你好像用不着了，但人生如戏，谁说得清你今后会怎么样呢？”
关隐达摇头道：“我就这样了。我是床底下放风筝，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不过也难为了舒培德，他有这么多关系要周旋，够辛苦的。”向天富突然小声说道：“隐达，舒培德可出不得事啊！不论他偷税漏税、非法经营或别的什么事儿，只要哪一处出纰漏，就会有人睡不着。”
关隐达笑道：“有些人正春风得意，头就昂到天上去了。其实我总想，那些人这辈子能够善终就不错了，狂什么？”向天富见时间不早了，起身说：“我走了。隐达，关键时候，你可要站出来啊。”关隐达不知向天富说的什么意思，便含糊着点点头。向天富走后，陶陶问：“什么机密，两人得关着门说？”
关隐达便说了个大概。陶陶说：“向天富人倒不错，就是涵养欠着些。你同他说多了，只怕不太好。”关隐达说：“我不是个乱说话的人。向天富其实做人做事都是有原则的，不会乱来。我俩交往多年了，我了解他。”
五十七
关隐达刚进办公室，《西州教育》编辑小李就送了最近这期杂志来。
这期的卷首语是关隐达亲自写的。他本不想凑这个热闹，可小伙子言辞恳切，推脱不过，就写了几句。
写好之后，又觉得用本名发表不妥，就用了个笔名：应答。
小刘直说关主任文笔太好了，提出的问题又深刻。
关隐达笑笑，并不多说。小刘走后，关隐达打开杂志，浏览了自己的文章。
题目是：《孩子，你快乐吗？》
儿子上初二了，眼看着就要考高中。他每天清早七点出门，晚上七点才能归家。匆匆吃过晚饭，又得做作业。总要忙到深夜，才能上床。见孩子如此辛苦，我干着急。我只能嘱咐孩子他妈，多给孩子弄些好吃的，别让他身体垮下去。
有次我同孩子讲到我的童年和少年，他很是神往。
我小时候很苦，但是快乐。我没好吃的，没好穿的，但是有好玩的。我有很多小伙伴，我们爬树抓乌，下河游泳，上山采蘑菇；我们夜里同邻村孩子两军对垒打仗，或是悄悄钻进甘蔗地里大饱口福；我们正月十三晚上摸黑偷别人家蔬菜煮年粑吃，那是我们老家最古怪最浪漫的乡俗。
据说那是贼的节日。大人小孩都兴冲冲地当回贼，图个好玩。那天晚上谁家蔬菜被偷了，不会生气。我小时候连贼都是有节日的，可我的孩子没有。他只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只有没完没了的考试！
我们没有耐心等待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不允许孩子自由成长，我们不给孩子失败的机会，我们不切实际地希望孩子总是最好的，我们用自己的梦想取代孩子的理想，我们甚至不让孩子有自己的向往。
我们没想过孩子还是童年或少年，急切地把很多大而无当的成人智慧塞给孩子。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有过童真和顽劣，过早地要孩子为未来预支烦恼。我们把未来描述成地狱，告诫孩子练就十八般武艺应付劫难。
我们也许因为自己卑微而饱受冷遇，便想把孩子培养成高贵的种类又去轻贱别人的卑微。我们对孩子的爱心不容怀疑，但也许我们只是把孩子当作资本在经营，希望获取高额回报。
有人对中日儿重作过对比调查。很多日本儿童说长大后想当名出色的工程师、教师、会计师甚至服装师、理发师；而我们中国孩子志向大得很，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市长、总经理或科学家。
但毕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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