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这样的格局，这样的现实状况，中国观众的欣赏水平怎么可能会高？
出于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因素硬要说中国观众的欣赏水平没问题，这是不理智不正确的。但是这种情况的造成，不是我们老百姓的责任，谁该为此负责，大家心里清楚。
中国是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人文大国，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和文化感知的模式根本就是非常先进的。可以说，不用给我们一个太好的体制，只要是一个不太烂，或者说还没烂到根的体制，中国观众的欣赏水平，绝对是世界顶级的。
但是，是怎样一个烂到了令人发指的体制和指导思想，活活的把几亿人全弄成了电影白痴！
每每讨论起这些，易青和他的同学们都会义愤填膺，捶胸顿足。不是中国人拍不出世界顶尖的电影，从奥斯卡到戛纳，到世界林林种种的所有大小电影节的关键奖项，中国电影几乎都拿过了，事实证明中国电影人的整体水平是世界前列的。
但是，中国电影家弄得东西不被中国观众所欣赏和理解，这又是一个尴尬的现实。
好莱坞著名的调查员乔治；格莱尼，在《泰坦尼克》进中国的那一年，给美国人弄了一个中国电影市场的报告，在里面轻蔑的指出，中国电影是“一流的电影家，二流的放映机制，三流的观众。”并且提议梦工厂每年向中国输出的大片应该以最媚俗的商业片为主，而且数量不应超过十部——因为“中国人只配看这个”，“多了中国也消化不了”。
乔治还声称，美国电影进军中国市场的时机远远还未成熟，因为“同我们相比，这个国家还过于贫穷了……许多人甚至不知道电影和电视的区别，常常把电视明星的演技和电影明星的演技放在一起评论”。
这就是著名的乔治报告，这个报告从九十年代第六代电影人第一次看到并愤怒声讨开始，到今天易青和他的同学再读到，一次次象刀子一样割着中国年轻电影人的心。
但是，世界，特别是西方，就是这样来看待我们中国的电影和中国的观众的。
所谓的纯艺术路线，面子工程，全成了扇在我们脸上的大耳光——世上的事往往如此，为了要面子而做面子，最后往往没面子。
……
依依这两天一直跟着易青，反正有孙茹一个电话过去，徐晓君那里请假容易的很。
对于依依来说，这两天的见闻仿佛向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从前她只是单纯的喜欢表演，今天她才知道，她所面对的或者说她将来所要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圈子。
孙茹从会说话开始，就是在电影世家中出身，所以最近俨然成了抗日筹备组的第一顾问，中日两国在电影上的渊源纠纷，各种掌故，她可谓如数家珍。
日本电影在八十年代以前一直是亚洲老大，地位不可动摇。大岛渚、沟口健二、黑泽明三大巨头构成了日本电影黄金时代。那时侯，日本电影拿点次品到中国都会引起轰动，高仓健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国偶像；那个时代的日本电影影响深远，比如现在的香港第一商业导演杜齐峰就是黑泽明的忠实信徒，他的电影风格到处有黑氏的影子，《特别行动组》这个电影就是模仿《罗生门》拍的，向黑泽明的致敬片。
但是日本这个民族是个非常奇怪的族类，或者叫天生的贱骨头。一场二战，美国人给了他们两颗原子弹，把他们打得无条件投降，而这场战争非但没有在日本人心中种下对美国人的仇恨，反而令整个和族疯狂的崇拜起了美国。
就象从前他们疯狂崇拜古中国一样，日本在各个领域开始疯狂的模仿美国。说白了，日本人信奉的是事大原则，谁最强我跟谁，他们崇尚强者，向往恃强凌弱，所谓武士道，无非是教人如何欺软怕硬。
日本电影本来发展健康，日本的电影票价是政府补贴的，鼓励老百姓去看，一般人都能买得起，特别是战后经济崛起之后，票价更不是问题了。
但是后来不知何时起，日本影坛开始了向好莱坞学习的风气，一大批模仿好莱坞电影的年轻电影家，放弃了日本本国的文化，去照搬美国的电影模式——就象当年照搬中国唐朝的文化风俗一样。
结果失去了民族文化根性的日本电影大开倒车，而中国电影，恰好在这时雄起！
此消彼长，中国电影迎来了跟自己主要对手实力最接近的时刻。
中国第五代导演，张一谋、陈凯哥、田壮壮这些人，客观上他们对中国人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第一次在国际上打破了日本电影在亚洲的垄断。
在张一谋的《红高粱》之前，各大电影节几乎是没有中国电影参展的。谢非老院长那么大个艺术家，也不过是拿了两个威尼斯和柏林之类的奖，这还是凤毛麟角。
以至于《红高粱》在威尼斯放的时候，由于没有英文字幕，说的话外国人听不懂，所有观众除了评审之外全以为是日本电影。直到出现了打日本鬼子的情节时，大家才恍然大悟。
从《红高粱》开始，中国第五代导演开始震惊世界。《霸王别姬》一举拿下戛纳最高奖金棕榈，标志着中国电影正式成为亚洲两强，和日本分庭抗礼的时代宣告到来。
另一面，香港功夫片崛起，电影工业极大发达，到八十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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