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坚决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和性控制，反对贞节观念。她对性问题的看法虽然影响并不太大，但却较早注意到了这个被主流女权主义运动忽略了的问题。伍德胡尔（victoria woodhull）也曾公开主张妇女的性独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讲座中宣称：“是的，我是一个主张性a自由的人。我有着不可转让的、宪法赋与的、也是天赐的权利，我想要爱哪个人就可以爱哪个人，想要爱多久就可以爱多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每天换一个情人。”（转引自凯查杜里安，第560页）在60年代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张更加明确，那就是，应当将女性寻求性满足当作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现之后，自由派的观点受到挫折。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性lún_lǐ，即有节制的性lún_lǐ。人们把性当成一种恐怖的事情（panic sex），性的文化价值和性行为方式都有改变，一反过去盛行一时的乐观主义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学（tasy）。在这个性传染病的时代，人们惊恐之余作出的反应是：安全的性行为，对身体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续监视的美学（aeual e），因为性现在已经同死亡和疾病连在了一起。有的女权主义者抨击了这种貌似有理的道德主义回潮。女权主义者伊丽加莱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这等于是说，性是罪恶和疾病，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动的作用，就是对人类的拯救。为此我们还要感激艾滋病，因为它将从诱惑中拯救我们，引导我们到智慧去的路。（irigaray，第61页）有一种最为激进的自由派观点，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性革命的。在福柯以前，法国新左翼的知识分子达尼埃尔。盖兰就成为这一激进立场的代表人物。
他主张，对于社会的压抑结构，应当诉诸“对准所有企图妨碍生命源流自由喷发的东西的战斗”。他指出：自由的性是保护自我的最有效的同时也是最无害的手段之一。在高度组织化的、高度计划化的、高度机械化的、高度集体化的社会里……
各自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爱的自由是留给我们的最后的权利、最后的奇癖之一。
对他来说，社会革命与性革命是同一种东西，“不存在性的自由这一问题，存在的是全面自由的问题。”（转引自安田一郎，第148一153页）
第三十四章 女性地位问题
对于我们的社会中两性究竟是否平等的问题，被访问的女性也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人认为在她的生活环境中男女是平等的，自己并没有因为是个女人受到歧视；另一类人则感觉到了男女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既有外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也有内在的感觉上的不平等。
男女是平等的一位女医生说：“我听到很多女人说，来生不愿再做女人。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受到什么歧视。我们医院，女职工占五分之四，医学院也是女生多。因为我们是女性为主的单位，各科科长女的占一半以上。当然，男干部比起他们在单位的人数比例还是要大一些。”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在男女平等方面做得很好。作为女人没感到受到什么压抑，也没有自卑心理。我们家从小宠女孩，我外公就是喜欢女孩，父母又是喜欢女孩。我接触的夫妻都是女的比男的强，心理上都跟我差不多。当然，要是有人想照顾我，我也很乐意。”
“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男孩能干的事，我们都能干，甚至连体力劳动也不甘落后，一点也没有表现自己女性特征的意识。下乡劳动时，男的挑多少稻谷，我也要挑多少，还觉得特别自豪。”
一位在单位担任基层干部的女性说：“我们单位是女的多，最近才调来一个30多岁的女的当一把手。在单位倒不一定看是男是女，主要看会不会搞关系。有很多人都是靠拍马p上来的，靠送礼。我这个人太直了，所以总是到不提实在说不过去的时候才提拔我。”
“‘文革’期间，我中学毕业后分到建筑工程队，正赶上宣传‘男的能干的女的都能干’。队里搞‘三八女子泥土班’，我们就成了第一批女泥工，爬脚手架等等什么都干，没有禁忌。男孩干的活我都干，没有女孩意识。和男孩唯一的区别是不骂脏话。”
有的女性并没感到受压抑，但她们不是把这种处境归因于男女平等，而是归因于自己没有去和男人竞争：“我没感到因为是女人受到什么压抑，可能跟我自己不求当大官飞黄腾达有关，我没有干大事业的yù_wàng。”
女性在家里的地位同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关系紧密。一位女性这样谈到这二者的关系：“我丈夫劝我要在单位争取仕途，或者争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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