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爷并不理解我的苦衷,听我这样说,不高兴起来:“娶了媳妇忘了娘!这么瞧着,这儿子嘛,亲的后的一个德行!”
我继续撒谎:“方子洲不是不来看你!他¨¨¨出国去了!”
何大爷不愧是一个朴实而敦厚的老人,他听了我的话,没半点怀疑,异常高兴地说:“子洲出国了!谁带他遛达出去的?”
我只好把谎言进行到底:“他在京兴大学找了一份工作,这是派他进修的。”谎话说到这儿,我眼中的泪水终于无法控制,扑簌簌地流淌下来。
“不对呀!我咋听子洲的意思,他以后就要到安全部门干了!”
何大爷的话让我一惊,莫非自打方子洲在薇洲与那个不知名的干警相遇之后,他的行动就已经纳入了安全部门的行动计划?也许他真的从此完全了从民兵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转变?但是,这些都未免来得太晚了!
为了不使何大爷悲伤,我只得顺坡下驴地继续撒谎:“反
正,以后他就稳定了,有人给工资,也不用一天到晚到处瞎跑了!”
何大爷的确是老眼昏花、智力受阻了,我异样的表情,我无声的泪水,竟没引起他的注意。他颤颤崴崴地给我倒了一杯茶,不停地唠叨着:“这样好!这样我就踏实了!一天到晚跟这个斗、跟那个打的,事儿是好事儿,老百姓得利了,可自己个儿呢,总不是个常事儿不是。”
我问起方子洲有没有在这里存放东西的问题,何大爷却没说话,起身到卧室去了。而后,他很吃力地提出一个大箱子,连呼哧带喘地告诉我:“都在这儿呢?这回,您提拉走吧,放你们自个儿家里得啦!”
箱子里竟是方子洲的全部摄像器材,而后,就是他认为值得记念和收藏的登载着他摄影作品的报纸和杂志。在一本摄影杂志里,我意外的发现夹着一张孤零零的照片,照片里面的一对男女行为上是搭肩搂腰的,情感上是甜甜蜜蜜的,如果不是曾经有过那么一腿的情侣,绝不会有如此的表现。对这对男女,刚开始我只是感觉面熟,而后不禁让我大吃一惊:这女人分明就是已经香消玉殒的李雅菊小姐!而这男人竟然是我亲自见过一次面、现在经常在电视机里出镜的京兴市市委第一副书记、代市长谢庄严!
我不明白这张照片只是政客谢庄严与商人李雅菊小姐的应景之作,还是另有什么深意。方子洲是怎么弄到这张照片的?他从来没有交待过。
“他有没有叮嘱过你,把啥子东西交给啥子人?”我想,从事多年打假揭黑活动的方子洲一定会备份一些关键的材料。这材料一定可以置某些人或某些组织于死地,否则,这些人或组织也不至于对他下如此黑手。
“有!有!瞧我,真是老糊涂了!越要记着的事儿越得忘!”何大爷说着,重新进了卧室,不一会儿就提拉出一个纸口袋来,“子洲出门儿前跟我说,这是重要材料的备份品。如果他不回来就把这个纸口袋交给您!如果您不回来就把这个东西交啥安全部门!”
我明白方子洲为之付出生命的东西一定就在这个纸口袋里。看着这个纸口袋,我的心已经开始颤栗了,手也在无法控制地发抖。我努力让自己平静,努力强颜欢笑,问何大爷:“走之前,他没说去啥子地方吗?”
“他就说到啥安全部门送材料!”
“是公安部门还是安全部门?”我问。
“咋?咱这儿搞案子的,还有两个部门吗?”何大爷糊涂了,打岔道。
我肯定地点点头。何大爷努力思索和回忆着:“还是安全部门!我知道派出所是归公安局管的,可在我的印象里,他要去的地方,好像和派出所不沾边儿呀!”
一份致命的调查
我决定把方子洲的提箱暂时存放在何大爷的新房子里,因为我想这儿应该是方子洲遗物最安全、最稳定、也是最亲切的寄存之所。当我拿着纸口袋准备出门的时候,何大爷终于有所警觉了,他提醒我道:“我估摸着,这东西挺重要,不行您换个箱子拿着!”
我懂得方子洲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反而放在纸口袋里的用心,因为,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越是安全的,因此,我最终还是按照方子洲的决定办了,没采纳何大爷的意见:“不,就这样!这样更安全!”
刚一走出门,何大爷忽然又叫住了我,老脸上满是莫名其妙的喜色:“不知您瞧报纸了没有?”
我不知道何大爷要告诉我什么,我的内心也没半点喜庆可言,就默默地摇了摇头。何大爷回房取了一张报纸,兴高采烈地说:“子洲与袁博导的官司出结果了!”
我接过何大爷手里的《京兴晚报》,一条醒目的标题映入我的眼帘:《法院捍卫正义,博导丢人赔钱》,文章写道:
“京兴大学袁博导状告民间打假者――方子洲先生侵犯名誉权一案,经区级法院宣判不予支持之后,袁博导又向京兴市二中院提出上诉。经二中院多方取证,驳回袁博导的诉讼请求,除维持原判之外,并判原告赔偿原著作权人经济损失二万元人民币。”
何大爷笑呵呵地唠叨:“子洲可帮了他同学的大忙,他起码也得得一些钱吧!这也多少能解子洲的一丁点儿饥荒呀!”
望着何大爷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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