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地教训周铁道:“亲家老爷,我实实在在对你说了吧。这几年的事情,从大到小,都是错了的。民国世界,搞成什么样子!阿娣和阿榕的行为,根本就不对!我早就给你们说过了,可是你们谁都不管。你们大姐是佛爷,不管。你们夫妇又不管。阿娣不管,阿榕也不管。这怎么能不出事情?事到如今,你们通不管,我也懒得管了。随便闹到哪里算哪里吧。可是我还得提醒你一句:你得好好跟阿榕说清楚,别当那什么共产,什么主义,都是好玩的东西,看见它就像看见了蜜糖似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惹来杀身之祸!”这场谈话,就算得了这样的结果。
过不几天,到了四月下旬,周榕和陈文娣就从上海回来了。他们一到家,都回到三家巷去。周榕回周家,陈文娣回陈家。白天,周榕还是到罢工委员会去工作,学校来请他回去教书,他只推不得闲,仍然请人代课;陈文娣还是回兴华商行当她的会计。晚上,有时两个人逛逛街,看看电影,有时就不回家,到旅馆去开开房间。对于结婚,请客,以后怎么办等等问题,两家都绝口不提。亲戚朋友的、社会上的舆论都来了。大家认为这是“新样”,推测共产党结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老年人看见他们,只是不冷不热地打个招呼,背过脸去就笑。或者等他们走远了,就感慨万端地说:“什么?如今民国了,革命了,什么都不对版了!”年轻人用惊奇和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老是追问他们上海如何,杭州又怎样,对他们有些尊敬,又有些害怕。听各种流言飞语听得太多,陈文雄觉着面子实在下不去,就有点忍耐不住了。有一天早上,他拖了周榕到“玉醪春”茶室去喝早茶,准备把他父亲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好好解决一下。他们跑上楼去,找了一个最好的房座,泡了一盅上好的白毛寿眉茶,一盅精制的蟹爪水仙茶,叫了许多的虾饺、粉果、玫瑰酥、j蛋盏之类的美点,一面吃,一面谈。陈文雄绕了许多弯子,才谈到正题上,说:“你们的纯洁和勇气,按‘五四’精神来说,是绰绰有余的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组织家庭的问题呢?你们准备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周榕没有立刻回答。陈文雄掏出一个美国制造的金属香烟盒子,抽出一支特别为客人准备的“三炮台”香烟,递了给他。周榕吸着烟,把房间四周那些镶嵌蓝色字画的磨砂玻璃隔扇屏门看了又看,才慢吞吞地回答道:“是呀,还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起来,重要的是爱情本身,不是社会上的承认,或者不承认。你说是么?”陈文雄说:“是倒是。这一点我能够理解。可是与其弄得社会上一般人哇哇叫,倒不如将就着点儿更好。”周榕说:“是喽,是喽。我承认你这种观点。我们的举动是鲁莽了一些。”说到这里,他们就无话可说了。正沉闷着,忽然有一个青年男子推开门走了进来,一面走,一面大声说:“我当你们躲到哪里去,原来在这里!好呀,喝茶都不打个招呼呀!”原来是何守仁,开茶坐下之后,又添了许多点心,话头也就跟着转到别的方面去了。何守仁兴高采烈地开头道:“老周,你知道么?世界变了!”陈文雄y沉地微笑着。周榕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倒是怎么个变法?”何守仁说:“变化太大了。共产党飞扬跋扈的时代过去了。人家把他赶下了指挥台。他以后如果想投身国民革命之中,他就得乖乖地听别人指挥。就是这么一回事!”周榕做人,一向和气,这时也按捺不住,就挖苦他一句道:“按那么说,看来该轮着国家主义派上台指挥了。”何守仁冷笑一声道:“那也不一定,共产党下台是无可挽回的了。红肿得太厉害了,就该收敛一下。这也是天理人情。除非他退出国民革命,否则他就得去其私心,听从指挥。”陈文雄c进一句道:“老何讲的话,不是全没道理的,这是目下大家都在议论的事情。”周榕感到势孤,就说:“这我也知道一点。可是不管怎么说,政治上谁对,谁就是指挥;谁不对,谁就得听指挥。这不是很公道的么?”他说完,拿眼睛望着陈文雄,好像向他求援。陈文雄也有他的风度。他只是笑笑地不做声。何守仁把桌面上的点心通通吃光之后,又喝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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