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阳光充足的明亮的主治医师办公室,四壁粉刷得雪白,洒满了金色秋天圣母升天节以后这段时间才有的那种奶油色的阳光。在这个季节,清晨已经让人感到微冻的初寒。准备过冬的山雀和喜鹊,纷纷飞向色彩缤纷、清新明快的已渐稀疏的小树林。这时的天空已经高悬到了极限,透过天地之间清澈的大气,一片暗蓝色冰冷的晴朗天色从北方延伸过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提高了能见度和听闻度。两地之间声音的传播十分响亮、清晰,而且是断续的。整个空间是如此清明透澈,似乎为你打开了d穿一生的眼界。这种稀薄空寂的感觉,如果木是如此短暂,而且只是在秋季短短的一天的末尾、接近提早到来的傍晚时刻出现的话,那真是难以忍受的。
映照在主治医师办公室的,正是早早衔山的秋田阳光。它是那样鲜明,有着琉璃般的光洁和润泽,仿佛是成熟的白浆。
医生坐在桌前,用笔尖蘸着墨水,边想边写。几只飞鸟悄悄地在近处从办公室的几扇大窗外面掠过,把无声的y影投在室内,刹那间遮住了医生执笔的手、堆放着表格的书桌、地板和墙壁,接着又无声无息地飞走了。
“柞树开始掉叶子啦。”走进来的解剖室主任说。这个先前身体肥胖的男人,如今由于消瘦,松弛的皮肤像口袋一样垂了下来。“风吹雨打都没摧垮,可是一个早晨就成了这个样子!”
医生抬起头。果然不错,先前在窗外飞来飞去的不知名的鸟,原来是酒红色的柞树的落叶。它们一旦飞离开来,先是平缓地在空中飘荡,然后就落到树旁医院的草坪上,撒上点点橙色的星星。
“窗缝腻好了吗?”解剖室主任问。
“没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边说边写。
“怎么回事?已经到时候了。”
专心在写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回答。
“唉,塔拉修克不在。”解剖室主任接着又说。“那真是个难得的人。能够修鞋,还会修钟表。什么都能干,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是该腻窗户啦,该自己动手了。”
“没有油灰。”
“您可以自己配。这是配方。”解剖室主任接着就讲起了怎样用油灰和白努粉调制腻子。“看来,我打扰您了。”
他于是走到另一扇窗前去摆弄自己的那些瓶瓶罐罐和药剂。天色逐渐暗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您会把眼睛看坏的。光线太暗,可是还不给电。回家吧。”
“再干一会儿,二十分钟。”
“他的妻子就在医院里当卫生员。”
“谁的?”
“塔拉修克的。”
“我知道。”
“可是不知道他本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人到处找营生。夏天曾经见到过两次,也到医院里来过。如今可能是在哪个乡下安排新的生活。他就是您经常在城里的林y路和火车上看到的布尔什维克派士兵当中的那种人。您不想听个究竟吗?比如说这个塔拉修克?那就听听吧。这人是个多面手,干什么都不会出纸漏。只要他一着手,事情就顺当。战争时期他也是这样。对于打仗,他也像对待一种手艺那样用心。结果成了一名出色的s手。无论是在堑壕里还是在哨位上,眼光的锐利和手上的功夫都叭叭叫。他得的所有的奖章都不是因为勇猛,而是由于战斗中准确无误地执行任务。您看,就是这么个人物。任何事情都能激起他的满腔热情,对打仗也有感情。他看出武器的力量对他很有吸引力。自己也想成为一股力量。人一旦武装起来,就不同凡响。要是在过去,弓箭手往往就会变成绿林好汉。现在要想从他手里夺掉武器,您试试看。要是突然喊上一声‘掉转枪口’之类的口令,他就会把刺刀转过来。整个故事给您讲完了,这也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
“而且千真万确,完全来自生活本身。您想的是什么?”
解剖室主任又回到自己的窗前,翻检他的那些试管,过后又问道:“炉子怎么样?”
“谢谢您的介绍。这人真是有意思。将近一个小时谈的都是黑格尔和克罗奇。”
“那还用说!人家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
“别提啦。”
“是不是倒烟?”
“就是这个毛病。”
“烟筒装得不对。c到炉子上的地方应该糊住,那才正好把烟从气眼拔出去。”
“是把它装到炉口上了。可是总冒烟。”
“那就是没找准烟道,排到风道里了。也许是进了通风口。唉,塔拉修克不在!您只好忍耐一阵吧。这也非一日之功。生炉子这事可比不得您弹钢琴。劈柴准备了吗?”
“到哪儿去弄啊?”
“我把教堂的更夫给您派来。他搞木柴有门路,能把篱笆墙拆了当柴烧。不过事先提醒您注意,应该跟他讲价钱。他漫天要价。或者我把治虫子的老太婆找来。”
他们下楼来到门房,穿上外衣,然后走到街上。
“找治虫子的干什么?”医生说。“我们那儿没有臭虫。”
“这和臭虫有什么关系?我说东,您就说西。不是臭虫,是劈柴。这个老太婆很会做生意。整幢的房子和屋架她都能当烧的东西买下来,能提供相当可观的数量。当心,别绊倒,太黑了。在这一带,过去蒙上眼睛我也能走。每块石头我都清楚。我是地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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