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梁少华，姜和平拉开包一看，全是“老人头”，大致一数是二十摞。说实在的，他从来都没有经手过这么多钱。当副秘书长那会儿，逢年过节时，下面的一些人借机来看自己，也就是把钱夹在贺卡里，写几句祝福的话，一般也就是一千两千的一个红包。记得只有一次大钱，那是承包省委机关食堂翻修工程的包工头送的。八月十五那天工头拎着一个大月饼盒子和一袋水果，临走时暗示说盒子里有点礼品，请他一定打开，当时他就想到了社会上传说的香烟或者是礼品盒里夹带着人民币，被消费不了的主人卖给商店的故事。包工头一走，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一万块。像第一次做小偷那样，这钱叫他胆战心惊了好几天。而如今，梁少华一出手就是20万，相当于自己十年的工资啊！看着它，姜和平的心颤抖了，说不准这是因为紧张还是激动。他静下心来后，仔细回想了刚才和梁少华见面的整个过程，的确，在两人的对话里没有提过一个钱字，这令他有点释然。起码说，那个暗中录音的担心，看来是多虑了。
当姜和平躺在床上，那捆票子在脑子里萦绕着的时候，起先有几分惊恐，随后只是不安，再后来就变得坦然起来。改造路山老城，打通解放大道是作为专员的本职工作，这和梁少华的钱有什么关系呢？！坦然中，他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现代人的角色置换太快了，川剧的绝活是变脸，领导的绝活是变心。在当代社会里，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目了然、泾渭分明的，他们之间是相对的，而且随时都可以转换，当然一般情况下好人向坏人转化的多，而坏人向好人方面转化的少，这也正是好人没有好报的原因。
次日一上班，姜和平告诉行署秘书长，今天上午十点，他要去视察城市改造工程进展情况。之所以要到十点才去，就是给办公室留有准备的时间，因为按照惯例他要出外工作，和准备车辆一样，文字、摄影、摄像的新闻记者是必不可少的。当行署办公室慌忙通知到《路山日报》时，总编辑温彩屏不由得再次佩服梁少华的功夫，事实上昨天晚上梁少华就告诉说姜和平今天早晨要到他的工地去。都这么晚了，行署办公室还没有通知，梁少华怎能说得那样肯定呢？一大早她在怀疑中，还是略施粉黛待命，这不，刚收拾好，真的接到了通知。当她带了两名记者坐着报社的“豪桑”（豪华桑塔纳）轿车赶到行署大院时，就看到一溜车陆续到来，在那里排队等待贴号。
都说姜和平是个严谨的领导，这从他外出车队的井然秩序里就可以看出。无论多大的事情，只要有行动，开道车、新闻采访车必不可少，再加上他自己的座车和随行人员的车辆，怎么着也能组织起一个车队。平时，他的车上随时准备着多副现成的不干胶号码牌，在院子里排队的时候，他的司机就把这些牌子一式两副发给随行的司机，前面贴在副驾驶位置前的挡风玻璃上，后面就贴在玻璃的正中，望过去，清一色红底黄字的号码齐刷刷地贴在车玻璃上，一看就属于“正规部队”，这些标志也给队伍平添了几分威严。姜和平专车的牌号是0002号，所以他在以自己为中心的车队里也是2号。
姜和平迈着沉稳的步伐来到车前，用很短促的时间环顾大家的时候，大家都慌忙进了车里，见温彩屏也来了，他有点意外，径直走了过去和她握手，还打趣说我的这点小行动，怎么把你这个大总编也劳驾了。温彩屏笑吟吟地说，能及时、准确地把领导的指示传递给全区人民，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职责。说、茶杯等物品放好。等他一钻进车里，车队就急驶出行署大院。从来到路山时起，姜和平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没有比自己官大的人在场时，他孤芳自赏地很喜欢找霸王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看来是十分美妙的，这是党和国家给的，也是凭靠自己努力的结果，单靠金钱是买不来的。平时，他把自己的生活都交给了秘书，几乎从吃到拉、从起床到睡觉都是秘书安排管理，就连手机一般也不亲自接。当然，他告诉秘书说如果来电是郝书记或者是比郝智官更大的领导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一次，他在陪同几名省里下来的记者朋友时，饭桌上一个县长打来电话请示工作，秘书接听后过来耳语，他表示同意接听但手却拿着“骰子”忙着行酒令，秘书把手机放到他的耳旁，他一边玩着骰子喝酒，一边颐指气使地在电话里发布指示，神气十足。
有一次闲暇时，郝智把听到的关于他接手机的事情委婉地提起，他却反问说你不知道吗？手机接的第一声，辐s最厉害，时间长了要得脑瘤的。再说了，现在社会高度发达，没见连街头修鞋的、卖菜的和蹬三轮车的都用上了手机？手机什么的完全成为工具了，不拿手机甚至倒还成为有身份的象征，有谁见过国家领导人拿手机在打？！郝智苦笑着说他的歪理真多，心里却想这大概是他当秘书长时间长、受的压抑多了，现在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解放大道离行署不远，甚至可以说刚拉起的警笛声还没有升到高音时就到了。由于众多戴了钢盔的警察的把守，行人纷纷避让，平时狭窄的街道反倒宽敞了许多，工地上使用的大型机械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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