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们再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的新闻单位没有声音，网上没有消息，那么，这个案件能不能这么快结案呢？
林福久本该是人民的卫士，正义的化身，却异化为明火执仗的强盗，其种种方便条件和宽松的环境，是谁提供的？我们不能因为林福久被绳之以法，就淡化和模糊了有关人员的责任。
在我们侦破的所有贪污腐化的大案要案中，都有一个铁的规律，那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林福久案却很神奇地成为孤立的惟一。难道这正常么？这可能么？总之，应当有人为林福久案“买单”，或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或绳之以法。我想总不该叫林福久寂寞地唱独角戏吧！
副部长走向被告席
海剑
李纪周案发时近58岁，是副总监级警衔的高级警官，同一级别的警官全国仅10人左右，相当于军队的中将级军衔。他被定罪，成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被定罪的最高级别执法人员及纪律部队官员。李
纪周案件，被誉为中国公安反腐第一大案。
中纪委和监察部在通报李纪周案件时，还透露了李纪周为赖昌星干的其他事，诸如：帮助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内地两用汽车牌证，指示福建公安部门要为远华走私的汽车上牌照等等。据称，李纪周在回答有关方面询问赖昌星所给的钱是否属于贿赂的时候，显得很无奈，几次说的都一样：“按照中国法律，算吧。”
李纪周当公安部治安局局长的时候，月工资七八百块钱，是当时中国警察中局长的最高标准。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后，月薪一千元左右。当了公安部副部长，薪水又涨了三四百元人民币。
就这样的收入标准，李纪周却拥有至少数百万的财富。他的妻子的工资比他还低，李纪周的财富从何而来？
方工为首的专案组揭开了这个谜底：李纪周把他的“乌纱帽”——他的警衔当做挣钱的工具，把执法权力作为“寻租”的筹码。
李纪周案的公正审理，揭开了中国打击司法腐败史上的重要一页。方工和他的战友们以出色的公诉向世人警示：执法权力不容寻租！
2000年8月初的北京，热浪还在肆虐，酷暑还在抖着余威。
8月9日，举国关注的成克杰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即判处成克杰死刑），看到裁定书，作为成克杰案第一公诉人的方工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了。当然，他松口气的感觉和表现纯粹是朴素的“相对论”。他不抽烟，不可能“一壶酽茶一包烟、吞云吐雾赛神仙、优哉游哉一天又一天”。他也不大会一张报纸一杯水安安稳稳坐够半小时。不是因为他缺乏坐功，事儿太多，仅仅日常的听取案件汇报、阅批案件就够他忙活的，何况众所周知的他工作主动、细致，为人随和、热情。
8月10日，方工并没有休息。像往常一样，桌上排着四五摞案卷，堆得高高低低、略显凌乱。他翻看着、记录着、批写着。虽然他常教育属下案件不分大小、一律认真对待，不过，他现在的确是没有前些时办成克杰案时那么大压力，那么沉重的受挤压的感觉。释去重负的心情，甚至使他感受到了早秋的丝丝凉意。
电话响了：“方工，我是老叶。下午一同到高检开会。1点钟走。”第一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叶上诗说话历来简明扼要。
这个很平常的电话却让方工隐隐有了一种大案又到的预感：分院副职一般不会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会议；自己一直主管办案、直接办案，去高检开会当然与办案有关；以往所办的大案，都是在高检检委会上接受的任务。今天去开会，没准儿又有案子交办，有案子还小得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室。
下午1时，叶上诗、方工和市院副检察长刘漳南准时到来时，高检院副检察长梁国庆、赵登举、赵虹、张穹、政治部主任邱学强、公诉厅厅长姜伟、副厅长白贵泉已经就座，没有其他人。方工的预感愈发强烈。
赵登举：“通报一下对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立案侦查以来的进展情况……”
果然！
梁国庆：“北京市检一分院办理过不少高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司法界、法学界和社会舆论都反映很好，中央和高检院也很满意。今天上午，高检院党组研究决定：李纪周案由北京一分院负责公诉。为提高效率、加快进度，明天就提前介入案件侦查，与侦查部门合作，梳理现有的证据，提出补充侦查建议。……一分院尽快成立专案组。公诉厅建议方工同志担任第一公诉人，大家看怎样？”
领导们赞同的目光集中向方工。
方工看到了诸位领导眼神里面的信任和期待。
虽然方工给人的印象多是平静、沉稳，这么多领导的如此信任还是让他有些激动。他知道，这样的案子备受国内、国际广泛关注，影响大，整个办案过程要求极严、质量要求高，要经得起时间和公众的检验。这类案件案情复杂、涉及面广、取证难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李纪周是一个老公安！作为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高级官员，反侦查能力自不待言。对于他方工，一言以蔽之：任务艰巨、公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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