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强制性重复和死亡本能的这一论述，几乎完全源出于《超越快乐原则》一书（1920g）。在弗洛伊德较晚写的一篇论文《性受虐狂的效益问题》中，可以看到关于性受虐狂的更详细的阐述。——英译注。
（nedforpuni）。我们只能把这种需要归类为性受虐狂愿望。
这个发现的实践意义不亚于它的理论意义，因为这种受折磨的需要可以说是我们治疗工作的顽敌。满足这种需要的受苦行动与神经病相联系，因为这个缘故，该需要使病人坚持处于病态中。
受折磨的无意识需要这个因素，似乎存在于每一种神经病中。
在某些病例中，神经病性质的受苦能够代之以其他种类的受苦。这些病例都是令人信服的。我将向你们介绍一种这类体验。
我曾经成功地使一位中年独身妇女摆脱了症状情结（ts）。
她曾因该情结而蒙受了大约十五年的折磨，几乎不能参加生活中的任何活动。她后来感到病好了，于是变得十分活跃，渴望发挥她那不算太差的能力，赢得一点承认、享受和成功，尽管这种时刻来得晚了些。
然而，每当她尝试做一件事情时，只要别人告诉她或她自己意识到因年纪太大，已不可能在那一领域有所成就，她的尝试就结束了。这种结果本来显然会导致她旧病复发的，可是她现在却不可能再得那种病了。相反，她每次都会碰到一件事故，使她暂时停止活动并感觉很痛苦。例如，在她做某件事情时，她或者摔倒在地，扭伤了脚踝或膝盖，或者碰伤了手。当人们使她知道她自己对这些明显的事故负有重要责任时，她似乎就改变了她的方法。
于是相同的烦恼不再引起事故，而是导致各种身体上的小毛病，如粘膜炎、咽喉炎、流行性感冒和风湿性肿胀。
一直到她最后下决心放弃各种尝试时，整个不安定的状况才宣告结束。
我们认为，这种渴望折磨的无意识需要的来由已是明白无疑了。
这种需要显得像是良心的一部分，是良心向无意识的一种延伸。
它应当与良心具有相同的起源，并因而与一部分已经被超自我内在化并接收过去的攻击性相符合。只要上述说法不错，为了各种实践的目的，我就有理由把这种需要叫做“无意识内疚感”（un）。在理论方面，我们实际上还尚未确定，我们到底是应该假定整个已从外部世界返回的攻击性都受到超自我的束缚而转向反对自我呢，还是应该假定攻击性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自由的破坏性本能在自我和本我中继续进行着沉默而危险的活动。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但我们对它缺乏更多的了解。可以肯定的是，当超自我最初建立时，它所接管的是儿童指向其双亲的攻击性——由于儿童在性a方面的固定作用和遇到的外部困难，儿童没有能力向外释放这部分攻击性。
因此，超自我的严厉性完全不需要与抚育的严格性求得一致。
最有可能的是，当以后出现了压制攻击性的需要时，这种本能会选择在超自我刚建立时的那个决定性时刻向它展现过的同一条途径。
在分析治疗中，无意识内疚感过于强烈的人，是通过消极的治疗反应来表现他们自己的。
对于预测诊断来说，这种反应是很难对付的1。当人们向他们解释了他们的某个症状时——这种解释通常应该至少在该症状暂时消除时才作出——他们所发生的情况反倒是该症状和疾病暂时加重了。只要对他们在治疗中的表现予以表扬，或说几句分析取得进展的鼓舞人心的话，就足以使病人的情况趋于恶化。关于这种情况，
1参见《自我与本我》第五章的一个长脚注。——英译注。
一个非分析者可能会说病人缺少“复原的愿望”（overy）。如果你遵循分析的思考方式，你就会在这种情况中看到无意识内疚感的表现。
这种处于病态的表现，以及折磨和受挫折，恰恰是病人所需要的东西。
这种内疚感所显示出来的各种问题，如它与道德、教育、犯罪和过失等的关系，目前是精神分析者所偏爱的研究领域1。
在这里，我们意识不到的已从精神的底层来到了开阔的旷野，我不可能再带领你们前进了。不过，在我今天跟你们分手之前，我还要告诉你们我的另一个思考结论。
我们已习惯于认为，我们的文明是以性倾向为代价建立起来的。
这种被社会所禁止的性倾向，一部分确实被压抑了，而另一部分却运用于其他目标了。
而且我们承认，无论我们怎样自豪于我们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但要想实现文明所提出的要求并在文明中感到舒适却是不容易的。
因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各种本能的制约，构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
我们关于性本能所说的，同样甚至更适用于别的本能即攻击性本能。使人类公共生活变得困难并威胁着其中的生存者的，首先便是这种本能。
对个体攻击性的限制，是社会要求个体首先作出的、并可能是最重大的牺牲。
我们已经认识到一种在其中这种难以驾驭的事物已被驯服的领域，即超自我。超自我接管了各种危险的攻击性冲动，它似乎在有反抗倾向的区域都派驻了重兵把守。
但另一方面，如果纯粹从心理学上来考虑问题，我们却应该承认，自我在这样为
1对这种内疚感的主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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