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科学精神的日趋加强看来构成了它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有谁能够详细阐明这些不同因素，即一般的遗传的人类气质、种族的变异和文化沿革，在社会等级、职业和谋生能力等条件下，相互抑制和促进的情况，谁就能够补充马克思主义，使它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
因为社会学实际上探讨的是人们的社会行为，它只能是应用心理学。严格地说只有两门科学：一门是心理学，
包括纯粹的和应用的两种；另一门是自然科学。
关于经济关系具有重大的深远影响这一最新发现，具有一种诱惑力，即教导人们不要把经济关系的变革消极地留给历史发展过程本身，而是应当通过革命行动去亲自实行这些变革。当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表现为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时，它获得了一种宇宙观的力量和自足的、排他的特点。
但是同时，它也产生了与它正在反对的东西的某种不可思议的相似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中最初是科学的一部分，并且是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它却制造了对思
1这一时期，弗洛伊德经常想到“文明过程”这个观念。在《文明及其缺憾》中，他好几次谈到它；在《战争的原因》中又再次提到它。而这个观念与另一个已产生很长时间的观念具有密切关系。那个观念是关于作为有机物发展过程的抑制的假说。在《文明及其缺憾》第四章开头和结尾的两段长脚注中，弗洛伊德对这一点作了充分说明。——英译注。
想的限制，而且正像宗教过去所做过的那样冷酷无情。
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评性考察都遭到禁止，对它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即被宣布为异端邪说，而它采用的方式与天主教教会曾采用过的方式如出一辙。马克思的著作取代圣经和古兰经而成为启示的本源，虽然比起过去的宗教书籍来，它们之中的矛盾和晦涩之处看来亦不相伯仲。
虽然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情地清洗了所有的唯心主义体系和幻想，然而它自己却又形成了种种幻想，它们同较早的幻想一样，也存着不少问题并难以被证实。
它希望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就改变人类的性质，使人们在新的社会制度中几乎是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并将完全自觉地承担起劳动的职责。
与此同时，它把那些在社会中是必不可少的各种本能性限制转移到其它地方；把威胁到所有人类团体的攻击性倾向转向它的外部，并把它的基础建筑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至今无权力者对昔日统治者的仇恨之上。
但是，像这样去改进人类的性质是完全办不到的。只要新的制度不完善并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
那种推动着大量群众追随布尔什维克的煽动的热情，就不会确信今后这种新制度将完全建立起来，社会将摆脱危险。
与宗教所采取的方式毫无二致，布尔什维主义也不得不向人们许愿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那时人们的一切需要都将如愿以偿，以此来补偿它的信徒们今天所蒙受的痛苦和匮乏。
而且，这种天堂将在此生、在地球上建立，并在可能预见到的时期内成为现实。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犹太人——它的宗教并不重视来世——也期望弥赛亚1降临到地球上；在基督教的中世纪，人们多少次地相信上帝的王国即将来临。
当然，布尔什维主义会回答这些反对意见。它将会说：只要人们的性质尚未改变，就有必要运用今天这些方法来影响他们。不实行强制教育，不禁止思想自由，不动用武力甚至杀戮是行不通的。
如果不在人们身上唤起那些幻想，他们就可能不会接受这些强制。
也许有人会很有礼貌地问我们：你们认为怎样管理才好呢？
这种要求将击败我们。
我无法提供建议。
我应该承认，是这种试验的那种状况，使我以及类似于我的那些人不敢赞成这种试验。但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关心者。有一些活动家，当他们处于有利于实现其意图的地位上时，其信仰不可动摇，不会产生疑虑，没有对他人痛苦的感受。
正是这种人，使得创建新制度的惊人实验目前正在俄罗斯实际进行着。当着很多国家都宣布他们将仅仅从保持基督教的虔敬中期待拯救时，俄罗斯的革命尽管在细节方面令人讨厌，却似乎仍不失为一种关于更美好的前景的启示。
遗憾的是，无论是我们的怀疑还是另一方的狂热信仰，都没有说明这个实验的结局将会怎样。这个试验的未来将会告诉我们；它可能会表明，这个实验进行得过早了；只有到新的各种发现增强了我们对自然界力量的控制，从而使我们各种需要的满足变得比较容易时，对
1弥赛亚为希伯莱文mahsian的音译。原意为“受膏者”。古代犹太人封立君王、祭司等职位时，常举行在受封者头上敷膏油的仪式，故君王等人有“受膏者”之称。公元前一、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犹太国处于危亡时期以来，犹太人中流行一种说法，称上帝终将重新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犹太国。弥赛亚遂成为犹太人想象中的“复国救主”的专称。——中译注。
社会制度的彻底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只有到了那时，新的社会制度才可能不仅消除了群众的卑俗需要，而且把注意力转向满足个体的文化需要。当然，即使到了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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