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安然无恙地顺利度过了青春期，尽管他出现过一些生理上的严重创伤。我们可以指望其他早年分析的“受害者”
也不会遇到更大的危险。
这种儿童分析中有着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很可能将来会变得更为重要。
从理论角度来看，他们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些在成人分析中未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儿童分析而得以澄清，从而使分析者避免犯一些或许一时对他有用的谬误，只要在那些导致形成的因素正实际起作用的时候偶然抓住它们，后来就再也不会搞错了。
诚然，为孩子的利益着想，分析影响必须与教育措施结合起来。
这项技术仍然有待改进。
但是，一旦我们观察到我们的许许多多孩子在发育过程中都经历过一个明显的神经症阶段，这就产生了实际的利益。
既然我们已经学会怎样观察得更敏锐，我们就禁不住要说，儿童的神经症并不是例外，而是常规，仿佛是从婴孩先天的生性通向文明社会的通路上能够避免的现象。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童年神经症阶段是自发地克服的。可是它难道不可能也很规律地在一般的健康成年人身上留下痕迹吗？
另一方面，在那些后来患神经症的人身上我们总是能发现与童年疾症的种种联系，虽然当时不一定十分明显。
我相信，如今有些医生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就在童年时代遭受过结核病的侵袭，这正和我刚才说的情况相仿。当然，在神经症的情况中免疫因素并不起作用，所起作用的只是预定因素。
让我们再回过来考虑你关于确凿性的问题。根据对儿童的直接分析考察，我们已经相当普遍地确信我们对成年人讲述的童年经历进行解析是正确的。不过，在相当多的实例中，也有可能得出另一种确信的证据。从某些患者的分析中获得的材料使我们能够重新构造出他们童年时代的某些外部经历，某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虽然患者本人并未保存对这些事件的意识记忆。后来，由于某种偶然的巧合，或根据从父母或保姆那儿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得以获得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我们所推测的那些事件果真发生过。这种情况当然并不经常出现，但一旦出现，就会产生极为有效的作用。
你必须明白，这种遗忘的童年经历的正确重新构造总是具有极大的治疗效果，无论能否运用客观的证据来证实。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当然是因为它们发生于这样小的年龄，发生于它们还能对虚弱的自我产生创伤影响的时期。
“这种必须通过分析来发现的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各种各样的事件。首先是能对儿童性蕾期生活产生永久影响的事件——例如见到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或自己与成年人或与另一个孩子的性经验（这类事件并不罕见）；此外又如无意中听见一些谈话，使这孩子认为自己能由此得出关于神秘、离奇事件的结论——无论是当时就明白了，还是经过深思才明白的；或者还有孩子自己说的话或做的事，表现出对别人的爱慕或敌视的态度。在分析中诱导出关于患者自己遗忘了的以及被成年人阻止了的童年性行为的记忆，是特别重要的。
“我有一个早就想问的问题，现在你的话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儿童的这种早期‘性行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照你所说，它在分析以前总是被忽视的。“
奇怪的是，这种性行为的规律性的、根本的部分并未被忽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要忽视这一部分是不可能的。儿童的性冲动主要是通过摩擦自己的生殖器——更准确地说，是男性生殖器——这一z慰方式表现出来的。
这种异常普遍存在的孩童“顽皮”形式，成年人每时每刻都知道，并被视为严重的罪孽，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请不要问我人们怎样才能把这种儿童不道德倾向——据儿童自己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能从中获得快乐——的观察结果同所谓儿童天生纯洁无邪、毫无性意识的理论统一起来。
你必须让我们的反对者去解开这个谜。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对幼年期性行为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知道要是抑制这种性行为将担负什么样的责任，但是我们又不敢听任其毫无束缚地自由发展。
在文明水平较低的种族，或在文明种族的较低层的圈子里，儿童性欲似乎是放任自流的。
这很可能为防止个人后来的神经症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护。
但是，这是否同时也造成了文化成就能力的巨大丧失呢？有很多迹象表明，在这儿我们遇上一对新的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1。
但是，对于神经症患者性生活的研究所激起的兴趣是否
1希腊神话中一对长生不死，凶猛强悍的女妖。——译者注。
为鼓励y荡行为造成了有利的气氛——这正是我冒昧想留给你自己去判断的问题。
五
“我相信我能理解你的目的。你是想要让我看到，为了从事分析必须具备哪一种知识，以便我能判断是否只有医生才有权利这样做。
不错，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什么同医学有关的东西，大部分是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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