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将可供6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头和6个月的军粮。
蒋介石这次是铁了心不向日本人低头,如果日本人硬要他低头,硬要中国丧失主权,他决意拼死一战。他这么想,可华北地区的29军却背着他向日本人做了让步。
7月11日下午,张自忠代表29军与日方达成了屈辱协议,不但同意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及取缔抗日团体等,还答应了日军宛平城、回龙庙不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痛斥29军媚日,没有骨气,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
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12日,日本政府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本外务省也发表声明称:今后军人对军人交涉,不关外交当局事。
在此严重情况下,蒋介石认定日本必无满足之时,任何让步也不能满足东京的野心。遂于13日电示宋哲元,表示准备抗战的决心。他在电文中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谈话,对外界表明了他坚决抗战之决心。
他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到了北乎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话是蒋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他的统治和国家存亡的根本大计。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委屈求全的痛苦后,在最后关头,毅然悬崖勒马,决心抗战,决不投降,乃为国家之侥幸,民族之庆幸。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最后促使其下定抗战决心的,还有对西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力量的期望。他一直认为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决不会坐视日本的侵略损害其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因而定会参加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蒋介石虽已表示准备抗战决心,但从内心深处,他仍是心存顾忌,一方面他在考虑全面抗战对其自身统治的利害得失,还抱有说服日本和平解决争端的幻想,另一方面,他对全面抗战的实行,仍有些惧怕心理。7月17日的谈话中,他仍呼吁日本能给予和平解决的希望。
“卢沟桥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和平解决。”
当然,蒋介石是有他自己的原则的。他的和平解决,并不是要宋哲元丧失领土、主权,把平津让给日本人的那种和平,他是在坚持不失去对华北的主权的和平。如果连这点也达不到,那即是“最后关头”的到来。所以他一面准备坚决抗战,一面仍不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秒钟的和平呼吁。在17日的谈话中,他为和平解决提出了4条最低条件: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第27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有任何的约束。”
不知是怕日本人不理解,还是借机对日本人提出警告,表明自己决不屈服的立场,他接着又指出:“这4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
“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虑以上四项要求,留给他的,就只有抗战一途。
但受军部左右的日本近卫首相,非但没有表现出其家族对中国的友谊,而且辜负了日本万民希望他的政府能制约军部的重托。
从事件一开始,他就完全慑服于军部的高压,公然倒向了军部一边。近卫1月前上台组阁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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