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黄金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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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五、轻与重
1
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特丽莎出其不意来到布拉格那天,托马斯与她做a。就在那一
天,或者说就在那一刻,特丽莎突然发起烧来。他站在她床前,看着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
她是一个被置入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面前。
这种弃儿的幻想总是使他感到亲切,而他常常思索着那些有关弃儿的古老神话。显然,
正是这种思绪使他读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译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孩,被波里布斯国王收养,长大成
人。一天,他遇见一位显贵官员沿着山路骑马而来。一场口角,他竞把那人给杀了。后来,
他成了伊俄卡斯达王后的丈夫,当了底比斯国的国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山里杀的人就
是自己的父亲,而与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亲。正在这时,命运之神降灾于他的臣民,瘟疫
蔓延,人们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灾祸之源,便自刺双目,离开底比斯流浪而
去。
2
任何一个认为中欧某些共产党当局是一种罪恶特产的人,都看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罪恶
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
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竞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后来的现实清楚表
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热情分子成了杀人凶手。
随后,人人都开始对追随当局者们叫嚷: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不幸负责(它已变得如
此贫穷荒凉),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主权失落负责(它落入苏联之手),你们还应该对那些
合法的谋杀负责!
被指控的人却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当了!我们是真正的信奉者!我们内心深处天
真无邪!
未了,这场争论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在遮入耳目?
托马斯(与他的一千万捷克同胞一样)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他认为,肯定有那么一些
人,并非不知道这种暴行的后果(他们不会对俄国革命后以及现在仍在继续的罪行视而不
见),倒是有可能,大多数共产党人对这一切的确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无论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是不是因为一个
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
吗?
我们承认,五十年代初期,某个制造冤案处死无事的检查宫,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
己的政府给骗了。可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这位检查宫
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
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
孽么?
由于这种联想,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
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
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
当托马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
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
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
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这种类比使他如此高兴,跟朋友交谈时也时常引用,而且表达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风
趣。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
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犯禁的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
这个问题:当局执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其杀人事件,谁来承担罪责。
即便是这家作家报纸,也只是重复同一个问题: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托马斯认为这个
问题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给了周报。一个月
后,他得到了回答,让他去报社编辑室。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入本题。他建
议托马斯把一个句子的语序改一改。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登在“读者来
信”栏目内。
托马斯根本谈不上高兴。他们为了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不惜叫他务必去编辑室跑一
趟,而大删大砍他的文章却不请他。这一来,削弱了他的基本论点(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
太过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篇文章。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
起感到了内疚,并愿意为此而做点什么。但另一些共产党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
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力图取得支持。托马
斯的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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