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家门,到了北京,情况则不同了。
我们吃饭时,彩荷坐在了里面,她向我伸来一只碗说:“大姐,我出不去了,你帮我盛碗猪!”
我说:“啥?”
“你帮我盛碗猪。”
我上哪给她盛一碗猪去?再说了,那小碗哪能装得下一头猪哇!
伊水不动声色地说:“她是让你帮她盛一碗粥。”
我的妈,这差别也太大了!
两个中国人说话,中间还要夹个翻译,岂不怪哉!
一日,彩荷美滋滋地说:“我买了一件色裙子。”
我正在犹豫:色?色该是五颜六色中的中哪一种呢?
她从柜子里拿了出来,我才恍然大悟,“你说的是——黑色?”
“对,就是你们说的‘黑色’,我穿上,你看看怎么样?”
说实话,这种神秘色彩与她的确不怎么相配,从上到下跟个直挺挺的鞋油桶,我脱口而出:“砢碜!”
“砢碜?”这回轮到她猜谜了,她试探着问:“你是说……‘不好看’的意思?”
我真的惊异于她的聪明了,如难懂的方言她竟能猜出!
彩荷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从你的表情里猜出来的。”多亏
她有察颜观色的本领!
天色渐晚,我正要进入梦乡,彩荷推了我一把,“给你吃蹄。”
我头不抬眼不睁地说:“我不吃猪蹄子。”
“不是猪蹄子,是蹄。”
“不是猪蹄子还能是啥蹄子呀?”我嘟嘟囔囔地坐了起来,彩荷递过来的东西令我愣了半天,“你是说——梨?”
“嗯,吃吧。”
“吃,吃,这个我吃。”我抓起一只往嘴里塞,拚命地掩饰着要笑得崩溃的嘴巴。
提起家乡,我和彩荷有着同样的感受。家乡,是留在记忆里的一缕余香,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能云山雾罩地摆出它的几个“独一无二”,说成仙人仙境,从而使那些从没来过的人垂涎一番。
有一次,我正准备抒情,一张口:“俺家那疙瘩……”
“什么?什么疙瘩?”彩荷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
为免去更为繁琐的解释,我只好改口:“我们那个地方……”
看来,这普通话不说是不行了!
彩荷是个性格外向的人,经常把她的同事带过来玩。
湖北的树枝和陕西的徐航提起了各自的同学结婚的事儿,聊着聊着,就争了起来。树枝把“结婚”说成“结分”;徐航则说成“结”(她的这个发音,在字典里找不出与此相对应的字,我用拼音标识)。她们相互嘲笑一阵,谁也拿不准确切的读法。
树枝说:“问问大姐吧,她的读音肯定对。”
身为大姐,面对着扑将而来的四柱目光,深感责任重大,理应为她们做出表率才是。于是,我抱着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的态度,以一种自认为最标准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示范给她们,“结——婚!”
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就爆发出一阵更为剧烈的笑声,笑够之后,她们边擦着眼泪边指着我的鼻子,异口同声地说:“你说的也不对!”搞得我莫名其妙。既然说错了,也不便为人师了。但是,究竟哪儿读错了呢?
树枝在这些人中是出洋相是最多的一个。三句话中,总有几个字读得不够标准。比如,她把“团结湖”说成“谈结浮”。他们单位的总经理虽然只有一个,其他的人也爱以“某总”相称,过过嘴瘾,以满足彼此的虚荣心。树枝在叫别的“总”时,倒还悦耳,叫胡军,就不怎么动听了,“喂,浮(胡)总——”
极其敏感的胡军跳起了“老虎神”,“你才‘浮肿’呢!”
两人经常为此吵得死去活来。这样让她叫下去,胡军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得想个折了。他坐了下来,耐心地教她,“我姓‘胡——’。”
“姓‘浮(胡)——’。”
胡军加重了语气,“‘胡’!”
“‘浮(胡)’!”
胡军气得垂头丧气,手摆得像个高速运转的电风扇,把桌子上的纸片子扇得呼呼作响,“得!别再叫我什么‘总’了,还是叫名吧。”
看来,推广普通话确实难,可是,难也得说,不说更难。
在伊水家住了两个月,她家的房子到期了。尤湖想转行,不干书了。他找来了废品收购站的人,带来了两大卡车,把他的几大库的书全当成废品处理了,人家给了他九千块钱。
伊水和尤湖找了房子,搬走了。
我搬到了另一个地下室——某学院的学生宿舍。我有学习卡,以学生的身份入住,比较行得通。我的一半时间就生活在地平线以下了。
我不再只是生活在家庭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中了。
这是一家个体承包的旅店,对学生资格的审查并不严格,住进来的也是鱼目混珠。
在宿舍里,我最先见的是二十五岁的栩如,她不施脂粉,朴素、清新的学生妆扮,两只月牙般的眼睛闪着直率、聪慧的光芒,端庄、秀气的鼻子倔强地上扬着,那张绷紧的、薄薄的嘴唇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小鼻子、小眼儿、小嘴儿同她那单薄、瘦小的典型的南方人的身材组合起来,竟也讨人喜欢。
我问她:“水房在哪儿?”
她说:“我带你去!我刚来那会儿也是分不清东西南北,总走错,熟了就好了。出了门,往右拐,千万别往左,左边没路;走到头,再左转,右首这面是厕所,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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