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秦相隔较远的燕、齐，秦人的长戟既然一时打不到身上，又岂会热心于合纵？于是两国之间各有征战，齐破燕都、燕掠齐地；而与秦接壤的诸国，若是因为合纵而得罪了秦，登时便有眼前之祸，求助于所谓的盟友，却未必会有援军，所以总是摇摆不定，比如楚怀王几次背约，反遭六国攻伐。秦人看破利害，稍稍分而间之，合纵便分崩离析。”
刘符点头，“他国总是靠不住的，精兵劲弩才是根本。”
“秦人胜在战场之上，却也胜在战场之外。”蒯茂突然道：“各国皆有变法，为何独在秦国大获成功？因秦久在西陲，固化尚轻，因此变法易行。而六国贵族老蠹，却仍然牢牢把持着国家，惯于享乐，从不知民之疾苦。六国中为秦所杀者达数百万人，致使土地荒芜，民生愈艰，庙堂之人却仍对其课以重税，刮取民膏，待民力一竭，国家自然便亡了。”
“嗯，秦朝二世而亡，也有此中原因。”刘符一面应着，一面却想，陈潜好比纵横捭阖的策士，蒯茂则像是信奉民贵君轻的旧儒，同是六国之亡，经他二人之口说出，却有不同的原因。这便是所谓兼听则明，可他要咨问过多少人，才能窥到全貌呢？他按下心绪，想了一想，又问：“因此汉时三十税一，应当可说是善政了吧？”
蒯茂答道：“不然。西汉时田赋三十税一，至东汉之末，更降至百中取一。但王上可知，田赋固然不多，却还有口赋、更赋、算赋、刍稿，百姓还需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百姓为避这种种赋税，于是卖身为佃农，为豪强力田，乃是十中取五。三十税一的利民之政，最后却反而利了豪强。文景之治历来为后世所称，殊不知在文帝、景帝治下，却有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隐匿山泽，谈何盛世？”
刘符皱起眉来，“依你之见，赋税重了不行、轻了也不行，那该如何？”
“轻徭薄赋，当施惠于民。”
“若是国贫民富，如何？”
“臣未见有民富而国贫者。”蒯茂答：“王上若是意在取富于民，虽可一时充实国库，久后则国、民皆贫。若是还富于民，不与之争利，久后则国、民皆富。”
刘符一时沉吟不语，又听王晟道：“王上，国之富在民，民之富则在土地。汉初崇黄老之说，行无为之治，虽为休养生息，却对民间兼并不加稍抑，任大户巧取豪夺，终是养虎遗患。若开放土地，使民得买卖，必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豪强愈肥，而贫弱愈困。宜限民名田，塞兼并之路，为久安之计。”
王晟此语落在实处，让刘符心中稍稍有了些底。他摆了摆手，“民田为国之大事，日后再细细议论。只是我有一事不明，还请诸公教我。”
他沉吟片刻道：“新朝初立，为长治久安计，必行利民之政，这些在王公大臣桌案上面似乎千好万好，行之于下，却总有种种弊端。譬如三十税一，本为利民，可渐渐地好处都归了豪强，使得民生愈困。行至百年之后，必现积重难返之势。若能稍稍革之，则尚可苟延残喘数十年；若不能，则祸至无日，顷刻有覆亡之危。如何破之？”
蒯茂先道：“魏氏篡汉，削宗室、倚权臣，传不数代，遂使司马氏坐大，便也为人所篡。晋篡魏而起，反其道而行，大封同姓，结果得天下未久，便有八王之乱，致使衣冠南渡，神州陆沉。隋灭陈后，杨广谥陈主为炀，而后身死江都，竟也得炀为谥。宋起于陈桥兵变，卧榻之侧便不敢容他人鼾睡，终致靖康之耻。是故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欲国祚长远，首先得国必正。”
刘符问：“如何算是得国正者？”
“吊民伐罪，则得国正。”
刘符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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