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曼的创作可怖的随意，毫无气力，内涵与创意；他一首又一首地胡扯下去。”（rr，1884）
“他（泰勒曼）无法捕捉与持续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因为他从未知晓如何创作□□。因此，尽管他有生之年获得巨大成功，他不可能被复兴。”（，1899）
“比如说，泰勒曼，当年巴赫幸运的竞争对手，可能写了比巴赫多于5到6倍的音符。可是，就像谚语说的那样，‘他像擦鞋油一样地涂抹着纸张’，最终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写得有多么差劲。”（， 1902）
…… ……
在林勃最为悲伤的时刻，这样的评论接连而至，影响可想而知。如果这就是后人与历史对于他的老朋友的评价，凭他一人，又如何回天。年复一年，他们依旧通信。然而，即便是像亨德尔这样的乐观派也渐渐感受到，海面那边林勃小岛上他朋友一日不及一日的精神状况。一切似乎又退回到了1701年的原点，他的老朋友什么也不是，被剥夺了生命的热情，绝望而木讷的，在被命运安排的道路上孤独而悲伤地前行。亨德尔知道自己无法再像1701年那样亲身去挽留他，因为此时此刻他们所面对的不是各自家庭长辈的安排，而是历史的安排。斗转星移，林勃100年的期限在悄然逼近，在20世纪的曙光洒落时，亨德尔在信中摘抄了一首小诗寄送给他久未谋面的老友。诗歌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泰勒曼本人，那是1718年事业刚刚起步的他在第一篇自传里写下的：
“壮志与功勋将会寻找它们的足径
哪怕为再深再厚的积雪所掩盖，
理性深思熟虑筹划全局
将艰难困苦征服。
朋友您可看到前方的山峰？
鼓足勇气！您将不久攻克它们！
它们不过是毫无价值的矮人，
而您则是坚无不摧的巨人。”
除此之外，永不言弃甚至有些老顽固的亨德尔在信中立下约定：那便是他将在英国馆他的住所一楼临街的窗台上摆放一瓶风信子，那是泰勒曼最喜欢的花卉之一。倘若终有一日泰勒曼能踏上协会的土地，务必取走这束风信子，以告知好友他的来到。信送了出去，泰勒曼以他一贯的优雅矜持而不透真意的语气同意。稍晚时候，亨德尔按约定在窗台上摆放一瓶风信子，时常更换，日日查看。风信子随时间流逝而枯荣，一批一批的风信子来了又走，然而却从未少过一支。
某日协会风雨大作，正在排练的亨德尔未待结束，便冲回住所，将被暴雨吹倒的风信子花瓶重新摆好。他不愿意错失任何一个机会，然而他的谨慎并没有换回回报。日复一日，盛满风信子的花瓶仅有蜂蝶光顾，协会港口朝向林勃的海面风平浪静。
“——可是等我们回来，晚了，从风信子的园里来，
你的臂膊抱满，你的头发湿漉，我说不出
话，眼睛看不见，我既不是
活的，也未曾死，我什么都不知道，
望着光亮的中心看时，是一片寂静。
荒凉而空虚是那大海。”
——t.s.艾略特，《荒原》，1922年
20世纪初的读完罗曼罗兰作品的那个午后，亨德尔依旧在协会烦躁不安地踱着步。古旧的地板被踏得吱嘎作响。又是一天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近现代人民再次注意到泰勒曼和他的音乐，其开端是非常有趣的。20世纪初，随着音乐（器乐与声乐）教育在德//国普及，人们需要大量音乐素材作为教材。泰勒曼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竖笛作品，在德//国的中小学校音乐教程中非常受欢迎。由业余爱好者组织的各个声乐协会也使用了泰勒曼的作品，尽管鲜有人知这位作曲家名字背后的故事。泰勒曼音乐的通熟易懂性受到了广泛非专业爱乐者的欢迎。加之20世纪早期当代作曲家的先锋派运动使得广大听众不甚适应，这种重新挖掘早期音乐的浪潮变得更加普遍。泰勒曼的室内乐也逐渐流行起来，然而当代宏大的音乐厅并不适合排演他那些编制略小的作品。危机面前，一个契机出现了，那就是广播与录音的普及。小型室内乐排演成本低，风格又受被当时古典音乐复杂晦涩编制所困扰的听众欢迎，泰勒曼的许多小作品得以随着无线电传播。
然而让泰勒曼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临门一脚，恐怕还得感谢他在世时的两位好朋友，巴赫与亨德尔。1920年开始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着力复兴亨德尔的歌剧，1952年开始哈雷重新举办一年一度的亨德尔音乐节，在这些过程中，同样是歌剧作曲家的泰勒曼难免沾上一点光。尤其是考虑到巴赫并没有创作任何歌剧，人们关于泰勒曼的歌剧的兴趣就更多了。先是《皮格马利翁》被与佩尔戈莱西著名的《女仆作夫人》进行比较，稍晚泰勒曼家乡马格德堡的市立歌剧院重新排演他的歌剧作品。1963年为始，马格德堡开始举办两年一度的泰勒曼音乐节。
人们津津乐道不断比较泰勒曼与亨德尔，也进一部导致泰勒曼的宗教性质的声乐作品开始为人所知。马格德堡的人民在20世纪中叶已经对这位作曲家的几部主要受难曲非常熟悉了。尽管，当年独当一面的泰勒曼，如今只能以“巴赫与亨德尔的好朋友”的定语开启介绍，或者是在他两位好友的名气身边默默地发着光，但一切也比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伊始他所受的否定来得好许多。
20世纪三十年代末，一//战的阴影还未散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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