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展是这样的，他一直有精英思想的，他恨国民党的愚蠢，所以他有点粉红色。那时候，这是大学生里面最时髦的。”婶婆说，“他和你的乃乃真的不一样。你乃乃，你看到照片就知道了，是摩登人。但是，他们两个人真的相爱，他们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就一直像鸽子一样，不停地亲嘴。”婶婆说着笑起来，摇着她满头整齐的白色卷发，“他们是维尔芬街上最性感的中国人。”
“什么叫粉红？”范妮问。
“就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又不是共产党，那时候我们叫他们pinker。”婶婆说。
爷爷居然会愚蠢到倾向共产党的地步？范妮被气得笑了出来。她想起来郎尼叔叔脸上对爷爷永远爱理不理的样子，爸爸和爷爷之间的隔膜，还有从不说人不是的维尼叔叔对爷爷的遗憾，而爷爷的脸总是像尘封的门一样。爷爷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吧。
“难怪后来我们找乃乃，都是由维尼叔叔出面的。”范妮说，“爷爷不好意思自己再出面了吧。他的粉红色，把我们一家人弄得家破人亡的。但是，”范妮又接着问，“她为什么不要我们了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家在上海已经问过了一百遍，一千遍。
在上海的家里，虽然大家都不说什么，可都在心里想，乃乃是嫌他们要出去靠她，太麻烦。他们都有那种被抛弃的穷亲戚的悻悻然，但是还是不能相信乃乃对自己的骨r也会这样。还有广泛的猜测，乃乃在那里有了新家，有了自己的男人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多年，一个人。但从亲戚们那里来的消息说，乃乃并没有另外组织家庭，她一直是一个人。乃乃一直是王家的一个谜，一个至关重要的谜。
“我不是真正晓得，但是我猜想，大概她过得不如意，就不想让大家知道，更不愿意你们在上海的人知道。好多上海人，老是把美国想得像天堂一样。要是实际情况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好，大家就失望。托尼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将亲戚担保出来了，亲戚到他们家一看，没有住在第五大道上，而是住在新泽西的老房子里面，就看不起他们了。将他们家的人真正气煞。你乃乃是最要面子的人。”婶婆说，“你们到处找她，吓得她连跟我们亲戚的联系都断了。”
范妮看着婶婆，简直不能够相信她的话。这一切，仅仅因为乃乃面子上过不去，也就是虚荣心？乃乃她知道上海的家里人是怎样渴望要逃出来的吗？大家将她当成救命稻草。而她仅仅因为她在美国混得不那么好，就这样一避了之？
“我相信范妮会这样。她是这种小姐脾气。”婶婆说。
范妮摇着头：“那她也太自私了。”
但婶婆说：“这是她的权利。她不愿意自己的生活敞开给别人看到，这样并不过分。”
“但是我们在上海吃了那么多苦，”范妮说。
婶婆说：“这并不是范妮造成的，这是命运，她是没有吃到你们的苦，这是她的幸运，你们是不幸的，但你的乃乃不能因为住在纽约，就要为你们在上海吃的苦承担责任，对不对？她并没有责任。”
这是范妮所没有想到过的。但是，还是感到不能接受这样冷酷的解释。
“那你知道乃乃住在哪里吗？”范妮不甘心地问。
“不知道。好象是在唐人街里住着，或者附近。她不愿意多说。”婶婆说。
要是这样的话，乃乃也太自私了。范妮想。
她们沉默下来。
婶婆家里也有种香水和咖啡以及忌司混合在一起的外国气味，和着强烈的暖气潜来，范妮的头晕和恶心再一次席卷了她整个发软的身体。范妮的英文在舌头上打着滚，好象控制不了它的发音，时态的错误滚滚而来，让范妮深深感到羞耻。她还是尝试着说上海话，但婶婆却说着说着就回到英语上去了。这短暂的沉默，让范妮松了口气。她的心里突然感到有一点惘然：新生活是真的来到了范妮面前，但是，处处都是意外，这种意外，处处都在提醒着范妮努力想要假装不知道的陌生感，那是对自己信心的打击。
婶婆说：“托尼打电话来过。告诉我，将你送到了。托尼还问起，你是不是个，他说中共现在不让学生出国，能到美国来的，都是。”
范妮想起托尼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还在过第五大道的时候跟她说什么“这就是资本主义啊”，她恍然大悟，忍不住又好气又好笑：“我是？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辈子还有人看我象一个。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毕业，所有的评语上都说要注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刻苦改造世界观。”
托尼简直疯了。
“他太不懂得看人了。”范妮摇着头。
婶婆将手按了按范妮的胳膊，表示安慰，“他在美国长大，连中国话都不能说了。”但范妮感到婶婆也显然是松了一口气。这是她第一次碰范妮的身体，表示亲热和接受，范妮想，也许婶婆也怕自己真的是个国家派出来的吧，只是她借了托尼的问题来问自己。“太可笑了。”范妮怨恨地想。她忍不住说：“爱丽丝你也会这么猜我吗？”
婶婆耸起肩膀来：“我不知道。其实在我生活里所见，左倾的都是精英。但是左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不晓得。和我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婶婆好象并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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