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拉涅拉》，我已经喝得大醉，她和我谈起六十年代，又从卡米洛特*聊到激光枪先生*，她问我的名字是不是来自尼尔阿姆斯特朗，我说我们的名字拼法不一样，我手上沾着威士忌在料理台上划了起来。他的是n-e-i-l，我的是-l，他们在网上都拼错了我的名字。于是我们说起阿波罗登月，她问我信不信登月是伪造的，又扯了一通阴谋论和对政府的怀疑，也许只有阿波罗13号*是真的发射了，一次不错的尝试。她说。
我说我相信尼尔阿姆斯特朗真的跨出了那一小步，我相信那十二位宇航员都真的踏上了月球，因为这是二十世纪最诗意最具有想象力的事。不管他们是为了拖垮对手，还是实现人类恒久以来的梦想，我都愿意相信他们真的做到了。
她又问我越战的事，问我温妮怎么和我谈论它。而事实上温妮从不和我讲这些，她更多地和我说那些画家们的故事，讲她的亚马逊森林旅行，讲她在阿拉斯加春季时看过漫山遍野的金色野花，讲她在佛罗里达划船去远海域钓鱼。我的外祖母温妮本姓林奇，是战后的一代，家庭富裕，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中崭露头角，后又以画作闻名，三十多岁才从纽约嫁到了费城去。但她和我在一起时，从没有那样的锋芒，只是我温柔而智慧的外祖母，她几乎每年都来拉奇蒙和我过暑假，她给我画过许多肖像，我们一起去找纽约城里各种各样的旧址，晚上我们一起听怀旧电台，开着关于奥逊威尔斯*的电台玩笑，模仿着播音员的口音语调说：我们要打断一下本次广播。她也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给我每首诗、每篇小说都提出了诚恳而有效的建议。而那样愉快的日子结束于一场车祸，我在十六岁那年的暮春到费城参加了她的葬礼，然后独自开车回到纽约，路上树木枝叶繁茂，花正在凋谢又正在盛开，我直接去到拉奇蒙，在这座宅子里喝完了她留下的白葡萄酒，就在这厨房的地板上睡了一整天。
我是喝得太多了，说了许多的话。我还记得我告诉她，我在后两年里没写新的东西，把她看过的那些诗和小说反复修改，最后我留下了诗，在大一的感恩节假期投给了出版社。那些故事生于我年少时，多少有些稚气去不掉，加上怀念温妮，我不自觉地把它们写得更为温情一些，有评论说我一定不做不到看三页以上的奥康纳，那时正是春假，乔舒亚和我不打算去旅行，就留在波士顿，在我租来的公寓里无聊地把那些评论念上一遍又一遍。事实上我很喜欢奥康纳，我以为乔舒亚不会喜欢，他祖父是个电影商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营得非常成功。但他却说他看过《善良的乡下人》好多遍，一直觉得这个故事编排得非常高明。我问他难道那些故事不会令人感到难受吗，辛苦工作一整天的人晚上怎么会愿意看到这种故事。
他说，你知道好莱坞干掉艺术是靠那些令人舒服的故事，但是薇薇安就算像凯瑟琳一样难产死了，也不会让《风月俏佳人》变成《永别了，武器》。
有时他的回答十分巧妙。我学不会那样，就算我滴酒未沾也做不到，我和格丽塔聊了两三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很多政治，而我从来不懂也不关心。最后她说要给我拍张照片，从她的背包里拿出了她的单反相机。她先是拍了一张，说拍得不好。
靠近些，尼尔，我拍的不好一定是因为我靠得不够近。她像罗伯特卡帕似地说。
我们又不在西班牙的战场上。我这么说，却还是起身靠前，胳膊支在料理台上撑着下巴，让她拍了张满意的照片。然后我醉得太厉害了，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沙发上，格丽塔已经不在了。冰箱里什么都没有，我只得去附近超市采购，我买了麦片和谷物棒，又拿了一瓶牛奶打开直接喝了大半，依旧是头疼得难受，于是到超市里的药房买醒酒药。
那差不多该退休了的售货员认得我，从我五六岁时温妮带我来买止咳药水时就认识了我。他给我拿了醒酒药，说：你那张脸就算被酒精泡过也还是那么帅，尼尔。
我说闭嘴吧，你这把年纪不适合我。他把报纸拍在我脸上说：你是同性恋，我他妈又不是。
我的脸在封面上，我半垂着眼帘，手支着下巴，那副笑容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如此不可一世。我才知道，格丽塔萨夫是个记者，她录了音，她写了一整篇报道。她写了我对我那位资本家父亲的厌恶，我那位典型上流社会的男朋友并不关心我的信仰，我已经从名校辍学因为腐朽的教育几乎扼杀了我的灵魂。我相信我的父亲和乔舒亚，都已经看到了。
我根本无意参加这场运动，而他们需要一张好看的脸、需要一件出格的事迹，于是我去电台里播放了《夏夜》、我让格丽塔萨夫给我拍了照片。他们创造出了一个尼尔威尔森。
这篇报道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从不感激它，它几乎毁掉了我。我克制地把报纸折好，放在前台上。那瞬间之后我彻底清醒，我走出超市后跳进车里，直接开去了曼哈顿。很久以后我不再为此事愤怒，我开导自己也许格丽塔真的是个投机者，但是她足够聪明、足够有才能，她能在拉奇蒙找到那栋宅子、她能博得我的好感和我聊得投机、她还能在两个小时内写出一篇非常工整漂亮的稿件，就算不借助我，她也迟早会成名，不必再去写些第六版的八卦绯闻，考虑到她后来的人道主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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